在不少著名作家诗人下海弄潮，不少自号艺术家的文人忙于为各种“明星”树碑立传、策划包装的今天，曾经以诗人著称的徐刚先生在推出一系列环保作品之后，最近又完成并出版了45万字的巨著——《长江传》。在对沿江的地理文化、人物风情进行综合考察的基础上，作者立足于人本的精神，详尽地钩沉了长江百年水患的历史成因与严酷现实，郑重地为中华民族敲响了生存危机的警钟。
徐刚先生出生于长江下游崇明岛上一个世代农民的家庭，从小生活于芦荡起伏、波涛作响的长江边上，吃的是水乡的鱼米，喝的是江中的水。特殊的生存环境使他比别方水土养育出来的作家更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对自然、对大江、对水的依赖关系，同时也造就了他对长江这条母亲河的深厚感情。长江用养育了千百万子孙的乳汁养育了他。他的“血管里的血，其实就是长江水”，他的血脉就是“长江的延伸，是最细小的长江的支脉”（P589），他是喝着长江水而长大了的长江的儿子。正是这种“恋母情结”，使得徐刚先生从“初学写作开始，便试图把笔触伸向长江”（P589）。后来，他一次又一次地逆流而上，最后终于在1998年踏上了青海高原的苍莽荒野，走进了母亲诞生的地方。
了解了这一切，我们也就能理解洋溢在《长江传》的字里行间的一往深情：“……她是天造地设的，她是大地母亲的形象的流动，她负有使命从而具有明确的方向和高程，她的奔突万里舍身而下是一种怎样的启迪啊！长江把源头隐匿在西部冰山雪峰的怀抱里，她不乏山的阳刚之气却又浸润着冰雪柔情，是圣洁和庄严的至善至美。雪的重叠，冰的凝固，亿万斯年后奇迹出现了：冰清玉洁，江河万里……”（P592）。然而，这冰清玉洁、庄严博大、至善至美的长江似乎只是孩儿心中的记忆，今天的母亲已失去了昔日风华。当看见江河源区的破碎，目睹破损而沉重的长江艰难地逶迤东行，诗人愤怒了，儿子按捺不住地为母亲发出了一次又一次的责问与控诉：“我们还将向长江索取多少？索取多久？人啊，多少才算够？我们什么时候才有一部《长江宣言》，向苍天大地布告中华民族呵护长江这条母亲河的精神和行动？”（P564）
完全有理由说，《长江传》所以动人，所以能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首先就在于作者这种对于母亲河的感情。他并不是在写纯粹的科学报告，更不是以局外人的身份讲述江河的故事，而是站在儿子的立场为母亲立传，记录母亲的养育之恩，书写母亲的苦难，同时也维护母亲的利益与尊严。
然而，我们说《长江传》的成功首先在于它的情感力量，但情感力量并不等于《长江传》的全部。它还包含着作者的科学精神、实证方法、以及反思历史直面现实的勇气。正因为如此，《长江传》不仅仅震撼人心，而且促人深省。
这一著作涉及了大量的历史、地理、地质、水文等等方面的历史资料，同时也参照、采用了最新的数据。在《千秋功罪大江为证》一章谈到1998年长江水患后紧接而来的1999年长江枯水期的情况时，作者采用的最新的数据是：“万里长江最为险要的荆江河段，从来都是险在大水决溢，1999年却出现了枯水之险，3月14日下午2时，创下了自1903年荆江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底水位：30．08米”（P509）。
我们哪怕是随便翻阅《长江传》，也不能不为书中那大量的、触目惊心的数据所震撼。长江万里长，最险在荆江，作者是这样为我们描述有史以来的荆江水患的：“自汉（公元前185年）至清（1911年）的2096年中，发生大小洪灾214次，平均10年1次；自1921年至1987年，发生较大水灾11次，约6年1次。进入本世纪90年代后更是险象环生，灾害频率显著加快”（P360）。
在荆江险段之后，作者更是用众多的数据来记录关于洞庭湖几百年来围垦毁湖的破坏史。其中最直观、最准确反映洞庭湖现状的是：洞庭湖的天然湖面积“从1949年的4350平方公里，减为1954年大水后的3915平方公里”（P265）“1961年……，洞庭湖面积已减至3141平方公里”（P266）。“到1979年止，……湖泊面积减至2691平方公里，不足建国之初4350平方公里的2／3”（P267）。接着，《长江传》又根据湖南省水电设计院的测算资料向读者展示了洞庭湖泥沙的淤积情况。作者通过这一组组数据有力地说明了洞庭湖的演变过程其实就是湖泊面积、容积的不断萎缩的过程；而江湖关系、湖垸关系的失调，必然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并进而导致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
数据是枯燥的，而作者引证时的耐心细致又简直达到了烦琐的地步，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作者正是用这一组组地数据从微观到宏观、从个案研究到整体把握地为读者揭示母亲河的隐患，从而促使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整个民族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更深刻地认识到保护母亲河，维护生态平衡的重大意义。
而这一部著作称为“传”，还在于它具有中国传统“史传”作品秉笔直书的特点。在对长江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充分、细致考察的过程中，作者始终没隐瞒自己独特的思考。从水土流失问题，他看到了人类挥霍的恶习：“人类为了获得土地，不知道埋葬了多少波涛和森林。人类本来有足够的土地，只是为了挥霍而需要更多的土地。最后是水土流失，一种生命与环境的濒危状态”（P270）。在污染与治理污染的怪圈中，他又抓住了人类贪婪的本性：“先污染后治理，都是人类行为，不同的只是污染要比治理容易得多、快捷得多，物质推动力也大得多”（P552）。可以说，读这一部作品，我们似乎时刻都能感觉到这样一个声音：“人啊，你有罪了！快改了吧，否则将遭受灭顶之灾！”
就是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建设的功过是非，作者也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他曾直言不讳地写到：“综观我们的水利建设，1949年以来在洞庭湖投入之大，工程之多，足可证明对其重视程度如何。但就思路而言，却依旧是修堤——堤岸越筑越高，防汛——洪水越防越大，抢险——人民越抢越穷。倘若从改善江湖关系、湖垸关系着手，不争朝夕之功而图万世之利，在已经得知洞庭湖的根本问题在泥沙淤积和出口壅阻之后，治沙并从而改善泄蓄不和吞吐不畅便是至关重要的了”（P268）。很难想象没有对母亲河的生死情缘，没有忧国忧民的使命意识，没有热爱江河大地和民族国家的博大胸怀，《长江传》的作者会有如此的史胆与史识。
总而言之，《长江传》是徐刚先生继《绿色宣言》、《地球传》之后的一部力作，它既是一部美丽凄楚、动人心弦的传记，一曲长江之子对于母亲的深情恋歌，同时也是一篇保护环境、呵护母亲河的警世通言。它期待着紧随而来的《黄河传》、《淮河传》、《珠江传》、《澜沧江传》……也呼唤着向苍天大地布告中华民族呵护母亲河的精神与行动的《长江宣言》。
（《长江传》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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